傳統古史觀認為，我國東北有三大基本族系：肅慎、穢貊和東胡。三族系起自先秦，迄于明清，貫穿東北古史之始終。其中“肅慎族系”，自先秦肅慎之后，在漢魏為挹婁，北朝時是勿吉，隋唐為靺鞨，其后女真和滿族皆出于此。諸族一脈相承，綿延不絕。雖然自上世紀就有不少學者對此提出質疑，但至今仍有很多人持此觀點。那么，“肅慎族系”觀緣何產生，它為何會有如此使人念念不忘的魅力呢？

　　肅慎，又作息慎、稷慎、肅昚。它作為一個族稱在文獻中可分為兩種情況：一是專稱，一是作為他族的別稱或代稱。前者僅見于先秦至西漢的史籍中，且都語焉不詳。從這些記載看，中原人對先秦肅慎的了解只限于來自北方（《左傳》等），向中原“貢楛矢石砮”（《國語》等）和“大麈”（《逸周書》）。其可考的文化特征不過石鏃和捕鹿。與之相反，漢魏以來的挹婁諸族則不同。自從王欣率軍追擊高句麗王宮而“至肅慎氏（即挹婁的別稱）南界”（《三國志·毋丘儉傳》），中原對挹婁有了較為詳細的了解。其后，隨著中原王朝在北方的勢力延伸，中原與北方各族的交流與融合漸趨深入，中原對挹婁等族的認識也逐漸清晰、細致。史書對他們的描述越來越詳盡，這些族不僅地望可考，而且其風俗、物產等情況也都大致明了。

　　那么，地域等方面皆不可考的肅慎為什么被認作面貌可考的挹婁等族的先祖呢？其一，人們關于先秦時期肅慎的記載和傳說對后世影響深遠。根據《左傳》、《國語》、《山海經》、《史記》和《漢書》等文獻的記載，從傳說中的虞舜、禹到有文字記載的商周時代，“海外肅慎”一直來服。這使“肅慎來服”成了圣王威德遠播的豐功偉績，為后世所景仰。《大戴禮記·少閑》稱頌虞舜、禹、成湯、文王“民明教，通于四海，海外肅慎，北發渠搜，氐、羌來服”。漢武帝云：“朕聞……周之成、康……教通四海，海外肅昚，北發渠搜，氐、羌徠服。”（《漢書·武帝紀》）《三國志·烏丸鮮卑東夷傳》也謂：“自虞暨周，西戎有白環之獻，東夷有肅慎之貢，皆曠世之功。”因而，歷代帝王均把“肅慎來貢”作為衡量文治武功，體現威德及于四海的重要指標，十分重視來進貢的“肅慎”族。《國語·魯語》不僅首次明確記述了肅慎所貢為“楛矢石砮”，還說“先王欲昭其令德之致遠也，以示后人使永監焉。故銘其栝曰‘肅慎氏之貢矢’”，以分異姓，“使無忘服也”。由于早期文獻對肅慎記載過于簡略，好大喜功的中原王朝便把進貢“楛矢石砮”與肅慎等同起來，即使族稱不同也要強加以“肅慎”或“肅慎后裔”之名。《三國志·挹婁傳》謂：“挹婁……青石為鏃，古之肅慎氏之國也”。《隋書·東夷傳》也記靺鞨“自拂涅以東，矢皆石鏃，即古之肅慎氏也”。有意思的是，《三國志》雖在作傳時名為挹婁，但在記載其他史事尤其是言及向中原進貢時都用“肅慎”代指。《后漢書》亦然。唐代房玄齡等人撰寫的《晉書》，更是全以“肅慎”代稱晉時的挹婁。宋、齊、梁、陳諸書以及《南史》亦如此。遍檢文獻，古史對“肅慎族系”的記錄大多源自“貢楛矢石砮”。就這樣，向中原貢（甚或使用）“楛矢石砮”的挹婁等族都被好溯古比附的史家貼上了“肅慎”的標簽，這是“肅慎族系”觀得以形成的主觀原因。從高句麗國王高璉“獻肅慎氏楛矢石砮”（《宋書·蠻夷列傳》）看，“肅慎氏楛矢石砮”甚至成為一種“品牌”，深得中原王朝的喜愛，連高句麗國也以此為貢。

　　其二，挹婁及其以后各族之間有一定的親緣關系。據考古資料分析，松花江南岸三江平原地區的滾兔嶺文化的居民就是文獻所記載的漢魏時的挹婁族（賈偉明、魏國忠：《論挹婁的考古學文化》，《北方文物》1989年3期）。直接繼承了滾兔嶺文化的鳳林文化是新發現的一種考古學文化（黑龍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黑龍江友誼縣鳳林城址1998年發掘簡報》，《考古》2000年11期），它很可能是勿吉所創造的。而同屬挹婁文化系統的波爾采——蜿蜒河文化（分布在黑龍江中游以下），在隋唐時期發展成為以綏濱同仁遺址為代表的考古遺存。有學者認為后者的族屬就是靺鞨族黑水部（馮恩學：《黑龍江中游地區靺鞨文化的區域性及族屬探討》，《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2005年3期）。而以綏濱3號墓葬為代表的遼代遺存和以綏濱中興和奧里米城址及其附近的墓葬為代表的金代遺存，一般被認為是女真人的遺存，與同仁遺址遺存屬于同一譜系（黑龍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七星河》，科學出版社，2004年）。因此，從考古發現看，挹婁以至女真各族具有不同程度的傳承關系。

　　其三，挹婁、勿吉、靺鞨等族在文化面貌上存在共性。考古學研究表明，棲息生長于三江地區的挹婁等族在文化特征上也具有相同之處：陶器都以夾砂褐陶為主，皆手制。多見罐、甕和平底碗。大都素面，或有簡單紋飾；有較多的石器和骨器；半地穴式房屋；有穩定的農業，漁獵經濟仍占有一定地位。這與文獻中挹婁各族在“夫余東北千余里”或“高麗北”、“處于山林之間”、“常為穴居”、“好養豕”、產貂、“善射”的記載相吻合。這些使得對東北原始部族了解不深的中原人產生誤解：他們原來是一家人。這可說是“肅慎族系”觀產生的客觀原因。

　　綜上，“肅慎族系”觀得以形成并根深蒂固，主觀上是由于歷代統治者重視肅慎之貢，致使作史者不能正視早期文獻對先秦肅慎之記載，僅以貢“楛矢石砮”這一特征去標識肅慎。客觀上，挹婁以后諸族文化面貌存在共性，并有一定的承接關系，造成“肅慎族系”一脈相承的假象。而實際上，漢代以后的挹婁諸族與文獻所記的先秦肅慎時隔上千年，未必是一家子。上述文獻記載和考古資料所反映的諸族在文化上的共性，是由于他們適應共同的自然環境而造成的，既不能在考古學上決定其文化性質，更不能證明其人群未發生改變。并且，考古學文化改變的背后都隱含著不同人群集團的流動與重組，即便是發生于同一系統的文化改變。所以，挹婁等族群的來源與形成都很復雜，文獻中每一次族稱的變化，其背后都隱含著人群的重組和文化的流變，每個族的主體成員及其構成亦不盡相同。例如，屬于勿吉的鳳林文化雖然直接源于挹婁的滾兔嶺文化，但它的形成卻是沃沮系統團結文化向北滲透、擴張的結果。其文化遺存兼含滾兔嶺文化和團結文化風格，故其人群構成也應該是非單一的。因此，挹婁等族的傳續發展絕非是線性的，而應是多元的。傳統的“肅慎族系”史觀顯然是過于簡單化、理想化了。

　　文章原標題：《黑水文明與東北亞歷史研究》 2006年 發表于《光明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