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我討厭作品油嘴滑舌”

　　《吃瓜時代的兒女們》 劉震云 著 長江文藝出版社

　　2016年，劉震云的兩部小說《一句頂一萬句》和《我不是潘金蓮》均被改編為電影，引發(fā)眾多關注。每次談及新作，劉震云總是三緘其口。直到2017年，暌違五年的新作《吃瓜時代的兒女們》終于出版。這又是一個什么樣的故事呢？且聽劉震云用一貫的幽默為你一一道來。

　　“吃瓜群眾”才是主角

　　“吃瓜”是大家耳熟能詳?shù)木W(wǎng)絡用語，人們往往用“吃瓜群眾”來形容圍觀看熱鬧的人。劉震云對這個網(wǎng)絡用語的理解是：“大概是看在眼里，甜在心里吧。大家愛看熱鬧，是因為生活中不缺戲看。戲劇已經(jīng)沒落了，但驚心動魄的大戲，一幕幕搬到了生活中。從這個意義上說，這是‘吃瓜’的最好時代。”這樣說來，作家包括劉震云本人應該也是“吃瓜群眾”，因為小說中所描述的細節(jié)在生活中俯拾即是，作家要做的就是把這些細節(jié)用奇妙的結構組織起來，呈現(xiàn)給讀者。

　　書中，劉震云剖析了“吃瓜時代”的本質：吃瓜群眾并不在場，卻又無處不在。你無事時他們沉默；你出事時，他們可以在瞬間掀起狂歡的波瀾，也許還會決定你的命運。這構成了奇妙的敘事甚至延伸：他們既參與了故事的發(fā)展，也將參與閱讀，也就是這本書的讀者。

　　上一章暴風驟雨下一章一句話

　　從早期作品《一地雞毛》起，劉震云就著力寫一個人與身邊幾個人之間千絲萬縷的聯(lián)系，從一個人牽扯出另一個人，故事由此蔓延開來。而《吃瓜時代的兒女們》寫的卻是四個素不相識的人：農村姑娘牛小麗，省長李安邦、縣公路局楊開拓、市環(huán)保局副局長馬忠誠。劉震云說，過去寫的人物關系是顯見的、緊密的，這次寫的這幾個人關系是空白的，空白中藏著一些道理，寫的是顯見的人，但主角并不是這些人，而是吃瓜的群眾。

　　劉震云的小說語言特色很鮮明，有讀者總結出了“劉氏句式”：“不是A，而是B；也不是B，而是C。”這樣書寫是為了把事背后的理繞出來。

　　對新作的得意之處，除了在結構上搭建了沒寫出的那部分故事的龐大世界，更在于在語言上近乎極致的錘煉。他說：“寫作不用形容詞，而把作品寫出來，就好比一個女孩，不準化妝，素面出來，才能看出真本事。托爾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作家寫作的真功夫要大于那些后現(xiàn)代和魔幻現(xiàn)實主義的作家。”

　　當然，簡潔本身沒有價值，能把簡潔寫得比復雜還要豐富，才算是語言上有心得，“比如，在這本書中，上一章暴風驟雨，寫了二十多頁，下一章：一年過去了。一頁就這一句話。這是節(jié)奏使之然，也是字與頁之間的力量，也是起承轉合的力量。”

　　對話劉震云

　　我可能是好作者，但不是好編劇

　　廣州日報：您的很多作品搬上銀幕后叫好又叫座，今年您憑《我不是潘金蓮》還獲得了年度編劇獎，您覺得當作家和當編劇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劉震云：其實我的小說并不適合改編電影，因為電影需要完整的故事，相對集中的人物。這么說吧，影視有點像端到桌上的一盆菜，色香味俱全，而小說重視過程，是油熱了之后肉和菜下鍋的聲音。像《溫故1942》通篇沒有完整的故事情節(jié)，也沒有相對集中的人物，但是小剛導演把它改成了電影，《我不是潘金蓮》也不適合改成電影。但為什么也改了？一定是導演想到了電影、文學包括生活之外的一些東西，這些東西可能是超越了故事、超越了人物背后的一些特別值得思考的東西。《吃瓜時代的兒女們》如果改成電影，也會有一個特別大的困擾，四個主人公怎么在電影里呈現(xiàn)，確實是前所未有的一個難題。

　　我可能是好作者，但不是好編劇，因為我不知道劇本該怎么寫。我覺得小說和電影劇本最大的區(qū)別是，小說特別重視一件事、一個人、一段情緒怎么來的，需要從頭至尾說清楚，說清楚最好的手段是心理描寫，但這些對于電影劇本是沒有用的。電影劇本講究顯性的東西，而小說特別講究隱性的東西。如果說像《我不是潘金蓮》大家比較認可，我覺得還是小剛導演工作做得比較多，我基本上沒做什么。

　　廣州日報：新書對您來說，最大的挑戰(zhàn)是什么？

　　劉震云：最大的挑戰(zhàn)是語言，好多人說我的語言特別有風格，閉著眼睛聽也能知道是劉震云的作品，其實就是文字特別簡潔。文字簡潔就是不用形容詞。但語言如果只是簡潔，那這個簡潔也沒有什么用。簡潔的語言里面又出現(xiàn)了比復雜還復雜的意蘊，這就證明你的語言到達了一種有心得的階段。

　　廣州日報：讀者最欣賞您的“劉式幽默”，據(jù)說這本書是您最幽默的作品，您如何看待？

　　劉震云：大家覺得我是一個幽默的人，其實不管在生活中還是在作品中，我都不是一個幽默的人。你看我寫的句子沒有一句是俏皮話，而且我也討厭作品油嘴滑舌，包括生活中油嘴滑舌的人。

　　幽默可能并不體現(xiàn)在語言上，我的語言都是特別質樸和老實的，無非是寫的這個事情背后可能存在更大的幽默，比這個更重要的是事物之間的道理和聯(lián)系，這可能就有了第三層的幽默。為什么說這是我最幽默的小說呢？是因為這次寫的是八竿子打不著的事越過大半個中國被打著了。空白越大，可能填進去的謊言和幽默的東西越多。昨天有人說看完之后還要再笑三四回，幽默全在空白里。如果幽默是在字面上，可能看完了笑完就完了。

　　廣州日報：現(xiàn)在許多作家進大學任教，您怎么看作家去大學教書的現(xiàn)象？

　　劉震云：別的朋友去大學是一個什么樣的工作狀態(tài)和生活狀態(tài)，我不是特別清楚。因為我在生活中不是一個愛打聽閑事的人。我現(xiàn)在是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的教授，這是因為人大文學院有個國際寫作中心，我只是寫作中心里面的一員。作為教授來講，我確實沒有像其他的教授那樣做出很多科研的成果，我只是中國人民大學里的文化底線。

　　廣州日報：您的小說既荒誕又現(xiàn)實，既離奇又符合著某種規(guī)矩，您是如何處理這之間的關系呢？

　　劉震云：應該明白一個樸素的道理：越是荒誕的東西，越應該在細節(jié)上特別的真實。像喜劇和悲劇一樣，真正的喜劇的底色包括土壤，應該是悲劇的，而真正的悲劇則產(chǎn)生喜劇，這在莎士比亞的創(chuàng)作中體現(xiàn)得非常明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