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評”的定義
“時評”是“時事評論”與“時政評論”的略稱。這個定義明確地把它與“新聞評論”和“雜文”區分開來。它包括“新聞評論”，或者說“新聞評論”是它的“子集”，換言之，“時評”可以取材于新聞，“被動”地對新聞事件和人物發表議論，也可以不依傍“眼前”的新聞，而就“身邊”事、“心頭”事發表意見，只要是關于當下的（現在進行時）意見，就是“時評”。新意見、新觀點、新見解本身就是新聞，是可以獨立于新聞報道之外的“新聞”，并不是新聞報道的附屬品或副產品。《美國新聞史：大眾傳播媒介解釋史》（〈美〉M·埃默里、 E·埃默里 著，展紅、殷文 譯，新華出版社第八版）的《原序》說：“新聞史就是人類長期以來為了傳播而進行斗爭，即發掘和解釋新聞并在觀點的市場上提出明智的見解和引人入勝的思想的歷史。”請注意這個新聞史定義中“傳播”與“觀點的市場”兩個詞語的聯系。約瑟夫·普利策說：“倘若一個國家是一條航行在大海上的船，新聞記者就是船頭的了望者。他要在一望無際的海面上觀察一切，審視海上的不測風云和淺灘暗礁，及時發出警告。”由于這樣定義新聞記者與新聞的概念，即“了望者”、“觀察”、“警告”，所以發達國家的新聞基本上只有所謂“負面報道”和預警性的批評意見。普利策講的新聞與新聞記者當然是廣義的，包括撰寫社論與時評的新聞從業人員，也包括“來論”、“讀者來信”的作者。獨家發現與選擇新聞事件是“觀察”的結果。發現問題并為之發表獨到的看法，不是更加需要“觀察”嗎？我在這里特別強調時評作者“主動”的“觀察”，就是要駁正那種將“時評”等同于“新聞評論”的觀點。當下中國傳媒包括報紙與網絡上的“時評”，太“急功近利”趕“熱點”了，“時評”成了進行新聞炒作吸引眼球的工具，只要對新聞的評論，排斥獨立觀察提出的問題和見解，而只聞“喧嘩與騷動”，使人難免泡沫化的感覺。
“時評”與雜文的區別應當是很容易的。它們是兩種獨立的文體，時評屬應用文體，雜文屬文學體裁。它們有“交集”。寫得有文采的應用文就是美文（散文），古代美文經典《古文觀止》即是顯例，其中包括序、論、書信、墓志銘等等；而思辨性特別是批判性的散文就是雜文。有些“時評”嘻笑怒罵皆斐然成章，就是“雜文”；反之，取材于新聞及關乎當下時政的雜文就是“時評”，取材于一般的生活與人生感受與歷史掌故之類的雜文自然就不是“時評”了。
我說“時評”是21世紀的“新樂府”，包括兩層意思。
第一層是借用唐代詩人白居易發起“新樂府”運動的本義：“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
我說時評是“21世紀的新樂府”，第二層意思是，強調我們所處的時代已非皇權專制社會，已不是家天下。“21世紀的”這個定語表明，我們以建立公民社會為己任，可以明明白白地向世人宣告，我們依照憲法，享有言論自由，享有參與國家與社會事務管理的民主權利，不容非法剝奪。白居易的“新樂府”是以臣屬進諫的立場寫作的，“總而言之，為君、為臣、為民、為物、為事而作，不為文而作也。”（白居易《新樂府序》）。今天我們進行的是“公民寫作”。關于“公民寫作”，我曾寫道：
自我定位為“公民”，清醒地意識到自己是作為共和國的一個公民在寫作，就必須有自覺的權利意識、平等意識和社會責任感。……“我手寫我心”，是“我”的權利和義務。
我不比誰高尚，沒有布道者的道德優越感，并不想居高臨下地教誨任何人；也不比誰高明，既不想做“王者師”，也不想當啟蒙塾師。我只是一個公民，是我所是，非我所非。
我不比誰卑賤，一不稀罕待詔金馬門“代圣上立言”的恩寵，二不想要“文死諫”留名青史的虛榮，更不是出入廊廟供主子解悶的優伶或奉旨罵人的家奴閹宦。我只是一個現代社會的公民，思我所見，言我所想。
我不是當權派，也不是反對派，沒有“彼可取而代之”的志趣，不愿跟著別人的指揮棒做“合唱”隊員，也不想存心攪局與誰過不去。我只是一個公民，自認為依法享有個人權利的自由人，眼里容不得砂子，心里憋不住疑問……
這種公民觀念是今之時評作者與1200年前的“新樂府”作者白居易的本質區別。
時評的功能
統而言之，時評都是表達——表達觀點的。粗略地劃分，有兩大部類。一是思辨性的言論，二是以利益訴求為主旨的言論。雖然二者并非界線分明，思辨性的言論往往會隱含著利益訴求，利益訴求言論必得講出一番關于“必要性”的道理來，但各自的側重點是可以感知的。
首先要為利益性訴求的時評辯護。一則因為有些學者書生氣十足，過于強調時評的思維創新，而忽視了當下中國的現實。中國時下最需要的不是國際領先的思想觀念，而是社會公義、公平、公正。“沉默的大多數”缺少表達其利益訴求的渠道和方式。別說罷工、罷市、游行、示威這種群體性的激烈的“身體語言”表達機會少，就是“上訪”這類較為溫和的表達，也被圍追堵截。所涉之事，往往是非分明，或有法律依據，或有國務院文件，哪里有多少道理需要辯論？我們的時評作者怎能嫌談論這樣的事太俗太淺因其無思維創新價值而袖手旁觀？李昌平的《我向總理說實話》，不過是為農民利益說幾句實話而已。可是，中國當下最需要的就是這種大實話。
二則，目前的中國社會分化已十分明顯，不同的社會階層、利益集團業已形成。不少知識精英特別是媒體頭目已公然發表宣言，說他們就是為“高端”、“強勢”、“主流”人群服務的；“高管”、“高層”、“高峰”、“峰會”之類詞語已成為當今最流行的自炫或諛人之詞。在這樣的社會條件下，不認同政治、經濟與知識精英結盟而壟斷社會資源與話語權的時評作者，為了維護社會生態的平衡，就必然會選擇自己的立場，自覺以平民的視角看問題，為弱勢群體主持公道。2003年將以網絡評論的成長而載入史冊，它們為孫志剛、孫大午以及成都小女孩李思怡等人的命運引起社會輿論的關注發揮了重大作用，推動了中國的制度變革與民主化進程。在自由、民主、人權、平等、博愛等普適性價值觀引進中國之后，當下更需要的是，讓每個公民有權表達自己的合法利益訴求。時評作者理應在這方面做大眾利益的代言人。
回過頭來談思辨性的言論。這種時評可細分為三種：一是思維創新性的，是“學院派”的新聞理論人士最欣賞并著力提倡的。這樣的“時評”當然好。愛德蒙·柏克無疑是個思想家，但他的十多卷文字，除早年的兩篇外，討論的都是當時的具體問題、具體事件。英國政治家、文人莫雷勛爵在他的《埃德蒙·柏克》一書中說：“在柏克所有的文字中，最讓我們嘆為觀止的，莫過于《論課稅于美洲》、《論與美洲的和解》和《致布里斯托長官書》。研究公共問題的人，不論是為求知識，還是為長才干，將它們奉作我們文獻中的（或任何一國的文獻中的）寶典去讀，是毫不為過的……作者對問題的處理中，仍有我們今天要學的每一樣東西：對紛繁的細節的簡化和有力的把握，以人類經驗的大原則，去洞明世理，對正義、自由這兩個偉大的政治之目標，心中有強烈的感受，對權宜之舉的解釋有大家的氣度，胸襟開闊，以及道德感、遠見和高貴的脾性。”（參見愛德蒙·柏克著《美洲三書》的譯者引言與后記，繆哲譯，商務印書館2003年3月版）這樣“為時而著”的文章，以單篇看，不成理論體系，關涉之事時過境遷就顯得雞零狗碎，但是，其中蘊含著全新的思維方式和思想觀點，在當時有開創性，其基本原則經歷史檢驗，證明可以傳之久遠，垂諸后世。這種上乘之作，應該是時評作者的追求。
然而，如前所述，中國作為“后發”國家，更多地是要借鑒發達國家的經驗，包括社會管理與制度建設方面的經驗。中國最需要的是常識，關于自由、人權、民主、憲政、法治等方面的社會常識。中國傳統的專制文化根深蒂固，“極左”影響反反覆覆，要想民主、憲政、自由、人權等觀念成為舉國公認的“常識”，還須假以時日，以滴水穿石之工夫，清除歷史的積淀。這便是第二種思辨性言論：觀念普及性的時評。時評作者應是公共知識分子與大眾之間的橋梁，將先進的文化觀念持續不斷地浸潤到全社會，以提高全民族的素質。雖然當下中國更多的是利益之爭，許多人對道理其實很明白，只是不肯放棄既得利益，利令智昏，但是我們的時評訴諸的對象是社會大眾（這也是與白居易之類訴諸君王的舊文人的根本差異），日積月累，全社會的公民意識、憲政意識增強了，就有了推動社會前進的合力。因此，我們決不能輕視“一事一議”的觀念普及性時評，鄙視其粗淺、要看到其以實帶虛、潛移默化的教化功能。一篇好的時評就是一個好的“判例”或“教案”。謊言需要重復，真理其實也需要重復。心理學上不是有“記憶曲線”之說嗎？——這種說法不是自以為是的“啟蒙”觀嗎？這不是知識分子居高臨下的啟蒙觀，而是人的本性的表露：總想按自己的價值觀建設世界。
第三種思辨性的評論，是分析性的時評，是專家學者根據他們的基本理論與資訊積累，對國內外大事、大勢，迅速地即時地進行研判，發表自己的看法。這種時評最需“正心誠意”，最忌意識形態化。
時評的寫作
時評，作為公民社會踐行言論自由的載體，本身應當是自由活潑無拘無束的。言之有物、言之成理是它的“底線”即基本要求，見解獨特，振聾發聵、啟人心智是它的追求。
時評既是思想觀點的產品，這種屬性決定了它必定“以器識為先”。所謂的“器識”，“器”即器宇、胸襟、視野，“識”即見識、學識、膽識。時評作者必須“養其器識”，使自己具有現代公民意識（公民權利意識、公民責任感，與臣民、順民、暴民以及孤陋寡聞的“小國寡民”意識相反對），具有獨立的人格、寬廣的視野，而且秉持公道，具有良知和正義感，不為權勢和金錢所收買，不逢場作戲說昧心話。
每個具有現代民主意識的時評作者，都必須真誠地以平等的眼光看待蕓蕓眾生，不要自以為高明和高貴，更要與那種試圖“改造人性”、重鑄“新人”的狂妄念頭劃清界限（它是搞禍國殃民的強制“烏托邦”實驗的思想根源），要以經濟學家的眼光相信普通人的常識理性。相信每個正常人都會維護自己的利益并使之最大化，這才可以實行市場經濟與一人一票的民主選舉制。事實上，半文盲農村干部楊偉名、大學生王申酉以及率先實行“包產到戶”的鳳陽縣小崗村農民，他們的“思想解放”早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前，比許多理論家更有政治遠見。但是，時至今日，如果不滿足于自說自話地在BBS上發言，要寫出有一定影響力、別具慧眼的時評，作者的素養與學養就得比眾人強，盡管不是時時事事都強。
我曾以《體驗·知識·悟性·良知》為題，談過雜文作者的素養，這四者同樣適用于時評作者。雖然四者不可判然劃分，而是互相關聯，但可以分別言說，互文見義。為文者的良知是第一位的，所謂“修辭立其誠”，否則，有心謀利、無意求真，“巧言令色鮮矣仁”。人的“悟性”也很重要。人類社會的文明史才幾千年，科學一日千里地發展，人性則變化不大，貪欲、色欲、權欲這些動物性會永遠存在于人類。所以，對社會關系對人生的感悟與知識積累的多少并無必然的聯系。老子、孔子沒有多少書可讀，禪宗六祖慧能和尚更是一個文盲，但他們洞明世事與人性的智慧光照千秋。從這個意義說，我們不能忽略了對日常生活的觀察與思考，以提高悟性。但是，現代社會又是一個高度分工的專業化很強的社會，不要說航天、克隆等技術需要高深的專業知識，就是經濟、法律等社會科學領域也要有足夠的專業知識儲備，才能為社會把脈，切中肯綮地發言。在知識與悟性之外，生活體驗也很重要。有些學富五車的留洋博士為何成了“新左派”，黃仁宇論中國歷史為何有些觀點很可笑，因為他們離開了中國這個具體環境，缺少生命體驗，差之毫厘，謬以千里。
總之，時評既是觀點產品，所表達的義理能否站住腳最重要。而形諸筆墨的義理取決于作者胸中的器識，這個道理應當是不言自明的。
關于寫作的技巧，包括結構手法、語言修辭等等，各人秉賦不同，各逞其能，本無定式，無需多說。有爭議的是，時評是否需要貫注以情感。
我是相信情感因素的。文要直指人心、打動人心，必須有情，情理交融。梁啟超的時評為什么能打動人？人皆有七情（喜、怒、哀、懼、愛、惡、欲），精神上相通；他對中國現實的深切憂懼與對變法圖存的熱切期盼，便能打動每個尚有感覺的中國人的心。
我相信白居易的話：為文根于情感，語言是苗葉，聲律是花朵，所表達出來的義理是奉獻給讀者的果實。不能設想一個人無動無衷卻能調動他的全部才華，寫出有情有理的好文章。當下許多時評文章之所以沒有感染力，首先因為它們是跟風趕潮的“時文”，或裝腔作勢，或拾人余唾為稻粱謀而已。
時評作者要倡導理性，這個話本身并不錯。但保持理性，并不排斥感情貫注，只是要牢記表達時要遵守基本規則，不要陷入污辱人格與謾罵恐嚇的下流；只是要有自知之明，不以真理化身自居，要有寬容乃至必要的妥協精神。總之要有公民社會的民主與平等意識。理性是用以節制而不是遏制情感的，為人為文都是如此。
試想，前面提到李昌平為農民講話、網民為孫志剛、李思怡講話，沒有情感貫注能行嗎？冷血的人就不會寫時評，至少不會為弱勢群體代言寫時評，而寧肯將他們的寫作才能“理性”地為大富大貴者錦上添花去。（鄢烈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