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何謂“黃色新聞”？我國部分學者認為：黃色新聞是19世紀末美國紐約兩大黃色報紙——《世界報》和《紐約新聞報》慣用的煽情主義手法，而它是那些為了迎合低層讀者的情趣，以犯罪、兇殺、色情、小說連載等刺激性、消遣性文章和漫畫為內容的“黃色報紙”經常使用的一種新聞報道手法。美國新聞學者則認為：黃色新聞是“一種沒有靈魂的新式新聞思潮”。它是1890年代中期，在美國興起的，報紙主編為取悅讀者而將煽情主義與“更大的標題、更可讀的故事、照片和顏色的點綴”等技巧結合起來編輯新聞的行為的劣質產物。綜合以上幾種看法，我們可以看出作為特定歷史條件下的產物，“黃色新聞”是與黃色報紙和煽情主義緊密相聯的。無論是作為一種報道新聞手法還是作為一種新聞思潮，黃色新聞絕不能僅僅被理解為“色情的內容和淫穢的東西”的代名詞。
二
“黃色新聞”的興起主要是在19世紀70年代至20世紀初這一個歷史階段。綜觀這一歷史時期，無論從世界還是美國來說，這都是一個大變動的時代。就世界范圍而言，19世紀末主要資本主義國家都先后完成了第二次工業革命，并先后由自由資本主義進入壟斷資本主義階段，社會政治經濟情況發生了深刻的變化，相應的這些國家的報業也有了重大變化。這一時期通常被認為是報業發展的重要轉變時期。表現在報紙方面就是獨立于政府或政黨之外的商業性報紙逐步取代政黨報紙而成為報紙的主體，報紙的發行范圍擴展至整個社會，并在競爭中出現了報業的兼并現象。
與此相同，美國的社會和經濟生活在這一時期也發生了十分重大的變化。經過工業革命和南北戰爭美國社會經濟飛速發展。從內戰結束到1900年，美國工業總產量增加了七倍，躍居世界首位。城市人口增加了兩倍，教育事業進步，這些都為報紙的現代化進程準備了條件。同時，“黃色新聞”產生的各方面條件在這時也基本具備。
盡管教育的進步促進了人們文化水平的提高，但整個社會的總體文化水平依然較低，甚至到1900年時，美國人均只接受5年的學校教育。加之，工業化雖然使整個國家普遍受惠，但是這個新的經濟和社會環境里，并非人人都取得了成功，也并非人人都感到滿足，這也導致了當時全國有組織的工人運動和罷工的高漲。種種原因，使當時的普通受眾對兼具娛樂和告知兩種特性的通俗報刊青睞有加。在這樣的情況下，將新聞傳播功能作為報紙首要職責、開展符合公眾旨趣的改革運動的、采用大標題和插圖以通俗化內容吸引廣大讀者的“新新聞事業”最終形成一股不可遏止的潮流。在這股潮流的裹挾之下，“黃色新聞”的粉墨登場是再自然不過的了。
三
盡管，從上面的時代背景來看，“黃色新聞”的出現是勢所必然，然而“黃色新聞”的泛濫還是受到了各方面的詬病。美國新聞史學家莫特就認為，黃色新聞“使用大字號標題，給人以聳人聽聞的虛假感；濫用以至偽造照片；捏造訪問記或其他報道以行騙；對民眾表示虛假的同情，發起運動以標榜自己等。”美國新聞史學家埃默里父子也認為黃色新聞在獲得了受眾的同時，卻“阻塞普通人所依賴的新聞渠道，把人生的重大問題變成了廉價的鬧劇”；“不僅起不到有效的引導作用，反而為罪惡、性和暴力開脫”。由于輿論的反對和指責，《世界報》后來逐漸摒棄了黃色新聞的做法，《紐約新聞報》也因教唆刺殺總統麥金萊而受到各界的抵制。然而，同時我們還應看到這一新聞手法或新聞思潮的另一面。簡而言之，“黃色新聞”在以下幾個方面還是有其積極意義的。
首先，就“黃色新聞”的故事化的報道手法而言，許多人認為這一手法是對“客觀性報道”的一種違背。但“故事模式”是否就真的比以客觀性見長的“信息模式”稍遜一籌呢？美國新聞史學家夏德森（Michael Schudson）在其專著《挖掘新聞——美國報紙的社會史》（Discovering the News: A Social History of American Newspapers）中認為：從1890年代前后至一戰以前，美國現代新聞業的發端階段出現的普利策的《新聞報》和奧克斯的《紐紐時報》，分別代表了“故事模式”和“信息模式”。他認為，現代新聞報道剛一開始就有兩種特性，即真實性和娛樂性，或者說反映了傳媒的兩種功能：提供信息，及講述故事。紐約《世界報》和《新聞報》選擇了娛樂性，奧克斯接辦的《紐約時報》則選擇了真實性。
“信息模式”的報紙看起來比故事模式的報紙“更值得信賴”。但是，在論述美國現代報業的開端時期，夏德森認為兩者的分野主要還是在所服務的階層的差別上：即在有教養的中產階級與“信息模式”之間存在著一種聯系；中產和勞動階級與“故事模式”之間存在著一種聯系。從1983年普利策接辦《世界報》到20世紀的最初幾年，黃色新聞正值鼎盛之時，《紐約時報》卻同時確立了作為美國最可信賴、最受尊敬的報紙的地位。因此，我們要說黃色新聞在報道手法的選擇并沒有對錯之分。我們不應因其報道內容的低俗性來否定形式和手法的合理性。
其次，我們還應看到“黃色新聞”的受眾定位非常明確，其受眾觀念較之政黨報紙有了很大的改變。如上文所述，1880—1890年代的紐約是一個移民城市，1881年以后的約十來年里，每年涌向美國的移民高達50多萬。到1900年，美國雙親是移民的公民2600萬，本人即為移民的有1000萬，占全國人口的46%。多數移民沒有閱讀能力或者看不懂英語，但幾乎所有的人都想學習。將這些新移民作為自己爭奪的目標受眾，依靠適合這些讀者閱讀水平和口味的方式來擴大發行量贏得經濟上的獨立，并獲得高額的經濟回報。這無疑是對政黨報依靠社論取悅黨派和政府對上負責的受眾觀念的顛覆。同時，辦報者眼光向下的受眾觀對于滿足當時低層受眾的知曉欲無疑是大有裨益的。它使大眾媒介不再受一黨一派的牽制而走向一種公共領域。
再次，對低層讀者口味的迎合絕不僅僅是“媚俗”，也是大眾傳媒的娛樂性功能的一種預演和初步發揮或對當時社會現實的一種反映。普利策、赫斯特等人的黃色報紙，引起的讀者消費潮流、迎合廣告客戶的潮流適應了城市居民不斷改變的生活、感受和渴望，這也意味著報紙“娛樂功能”的擴大。當然，這其中并不能排除其“媚俗”的成份，媚俗作為一種與大眾傳媒發生發展相共生的現象，在當代的大眾傳媒中依然有著程度不同的體現，我們又怎能將其作為“黃色新聞”的獨有現象而不加辨別的進行批判呢？19世紀八、九十年代的美國（尤其是都市中心）是一個日趨消費主義的社會。當時的社會變動劇烈、各種各樣的社會新聞尤其是社會丑聞也層出不窮，報刊雜志熱衷揭黑運動。媒體置身于這樣一個社會環境，要想獲得目標受眾的認同并取得商業上的成功而不對這些現實加以報道幾乎是不可能的。
（作者單位：湖南師范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