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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央視網消息(焦點訪談)：國有企業的工資福利、特別是中央管理企業的薪酬待遇一直廣受關注，這既影響到企業的效率與活力，也關系著社會的公平和正義。8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審議并通過了《中央管理企業負責人薪酬制度改革方案》和《關于合理確定并嚴格規范中央企業負責人履職待遇、業務支出的意見》，它標志著央企薪酬待遇的管理和規范進入了全新的階段。

　　央企高管拿高薪早已經不是什么秘密，到底有多高，先來看一組研究部門提供的數據。

　　一是與相似級別的國家公務員相比，目前副部級公務員的平均薪酬水平為10多萬元，而部分中央管理企業負責人的薪酬水平達到100多萬元，是前者的10多倍。

　　二是與國內職業經理人市場薪酬價位相比，2013年我國滬深上市公司主要負責人平均薪酬水平76.3萬元，而央企負責人薪酬水平是他們約2倍。

　　三是與全國城鎮從業人員平均工資為5萬1千多元，央企負責人的薪酬是他們的二十倍。

　　不看不知道，一比嚇一跳。這還說的是平均數，還有一些壟斷類企業或金融類企業高管薪水較高，還有其他不合理之處。有的央企嚴重虧損，但是高管的薪酬沒有和他的業績掛鉤，薪酬不會受到任何影響。

　　針對種種不合理現象，這回調整方案可是動真格的。那么具體是針對哪些對象來調整薪酬呢？

　　據了解，這次進行調整管理的是中央管理企業負責人薪酬分配，包括由國務院代表國家履行出資人職責的國有獨資或國有控股企業中，由中央管理的企業董事長、黨委書記(黨組書記)、總經理(總裁、行長等)、監事長等。那么究竟怎么合理確定并規范他們的薪酬水平呢？

　　目前中央管理企業負責人的薪酬由基本年薪和績效年薪兩部分構成，而新的方案調整為在此基礎之上還增加了任期激勵收入。那么調整后央企負責人的年薪到底能拿到多少呢？據了解，年薪構成的這三個部分都參照上一年中央企業在崗職工平均工資的一定倍數，每一部分都對最高倍數都進行了嚴格的限制，因此從總體上來說“上有封頂”。

　　薪酬看上去是降了，可是降不完全是目的，而是要建立與企業負責人的付出更匹配、更合理的薪酬制度。

　　比如說，績效年薪既要與企業負責人年度考核評價結果聯系，而且引入了一個新的杠桿——績效年薪調節系數。這個調節系數會根據企業的競爭強度和企業的規模等因素確定，這樣制定出來的薪酬也更精確、科學地代表這個企業負責人的付出，也能得到他們的認可。

　　過去不同的央企負責人在工資之外，其他福利待遇差異也很大，因此企業的其他獎金、公積金等也納入這次的調整范圍。企業年金，補充醫療保險和繳存住房公積金，納入統一的薪酬體系進行統籌管理。同時方案明確規定，除此之外中央管理企業負責人不得在企業領取國家規定之外的任何福利性貨幣收入。

　　值得注意的是，這次調整并不是一刀切，針對的是由組織任命的央企負責人，而對中央企業中其它通過市場化選聘的職業經理人實行市場化薪酬分配機制。

　　如果說“薪酬制度改革”管的是顯性收入，那對國有企業管理人員“履職待遇和業務支出”的規范，管的就是隱性福利。雙管齊下充分說明：這次改革絕不是擺樣子、走過場，它是要真正做到“表里如一、標本兼治”。

　　“職務消費”原本是指國家公職人員在履行職務時的必要開支，但近年來卻成為一些國企領導干部鋪張奢靡、貪污腐敗的溫床。

　　據報道，原國家電力公司總經理高嚴，在公司內部會議期間每天要住6萬元的特大套房。中石化原總經理陳同海，其職務消費一度高達每天4萬元以上。還有的國有企業由于財務管理制度不嚴，打著“職務消費”的名義假公肥私的行為時有發生。

　　為規范職務消費行為，國務院國資委等有關部門從2006年就開始出臺有關規定，2012年財政部等四部門聯合推出12條禁令。成果雖有，問題卻屢禁不止。這次出臺的《意見》不僅從國家最高層面制定嚴格規范，而且將管理范圍擴大到中央國家機關及有關部門，以及中央和國家機關各部委、各人民團體所屬的中央企業，和上述企業的領導班子，是更大范圍的央企和央企負責人的概念。

　　針對此前所謂“職務消費”概念含混不清的問題，《意見》中最大的亮點就是徹底取消了“職務消費”的提法確定為“履職待遇”和“業務支出”，并細化為七項內容。“履職待遇”包括公務用車、辦公用房和培訓；“業務支出”包括業務招待、國內差旅、因公臨時出境以及通信費用。

　　《意見》中對可以量化的項目，設置了嚴格的支出上限。比如大家關注的公務用車，辦公用房等。除此之外《意見》還針對存在的具體問題提出了嚴格的禁令，比如嚴禁用公款支付工作職責以外的，應當由個人承擔的消費娛樂活動、宴請、禮品等各種費用。

　　《意見》中提出規范管理央企負責人履職待遇、業務支出，責任必須落實到人，有責必究。

　　真刀真槍推進改革，要求每一項措施的推進都要監管到位。這次《意見》中對監管的要求不容置疑，上一級監督下一級，內部監督與外部監督相結合。

　　搞好國有企業特別是中央管理企業，關系到國家安全和國民經濟的健康發展。深化中央企業負責人薪酬制度改革、規范中央企業負責人履職待遇和業務支出，體現了統攬全局的氣度，表現著當仁不讓的氣魄、展現出奮發有為的氣象。它不僅有利于國有企業的健康發展，它更會贏得民心、凝聚力量，使全面深化改革獲得更廣泛的支持、更持久的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