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替龍永圖成為博鰲亞洲論壇秘書長后，周文重即將迎來其任上的第一次論壇年會。對于“包容性發展：共同議程和全新挑戰”這一年會主題，周文重日前接受《瞭望》新聞周刊專訪時表示，在國際金融危機后果尚未完全顯現、全球經濟存在很大不確定性的今天，亞洲和世界各國都在思考自己的發展道路和模式。

　　實現包容性發展，切實解決經濟發展中出現的社會問題，為推進貿易和投資自由化、實現經濟長遠發展奠定堅實社會基礎，這是亞洲各國需要共同研究和著力解決的重大課題。因此，周文重認為，4月15日舉行的論壇2011年年會以“包容性發展”為主題，既具有現實意義，也與2010年年會主題“綠色復蘇”一脈相承。

　　從外交部副部長、前駐美特命全權大使，到一個區域性國際組織的秘書長，在他看來，論壇秘書長和職業外交官，工作性質上的相通之處在于都注重溝通，以增進相互了解、促進交流合作為己任。其在擔任駐美大使期間也常與經濟界人士交往，因此，周文重說，“出任秘書長一職，在感受到挑戰和壓力的同時，外交生涯積累的經驗、人脈、溝通能力，也給予我不辱使命的信心。”

　　周文重表示，新的崗位上，需要思維的轉變，一定程度上也會改變個人的工作方式和風格，“駐美大使代表中國政府，處理的是中美兩國的雙邊關系，而論壇秘書長代表國際組織，協調的是亞洲、新興經濟體和世界各國的政、經、學術和媒體等各界人士。未來在思考問題上也將更多地從亞洲整體出發，了解亞洲各國政府和企業界的愿望和訴求。”

　　周文重上任之初給自己制定的目標是“平穩過渡、徐圖發展”。他表示，直到現在也仍然適用。但這位新任秘書長也并未掩蓋其長遠宏圖，那就是“將論壇打造為探討亞洲和新興經濟體事務的首選平臺，推動亞洲經濟合作和一體化，凝聚亞洲共識，在全球經濟事務中發出更強大的亞洲聲音”。

　　“宗旨是亞洲的共贏未來”

　　擔任博鰲亞洲論壇秘書長已半年有余，對于自己扮演的是管理者還是執行者的角色這一問題，周文重的理解是，就像是企業的首席執行官（CEO），論壇理事會好比是企業董事會，而論壇的最高決策機構會員大會，則如同企業的股東大會。

　　正是基于以上定位，周文重認為，自己的職責是貫徹執行會員大會和理事會就論壇發展方向和戰略作出的決策。換句話說，周文重是亞洲各國和新興經濟體的服務者，博鰲亞洲論壇則是服務的平臺。

　　在周文重看來，理事和會員來自不同國家，其中既有世界知名的大企業家，也有資深的政治家，包括前總理、首相、部長等，大家的共同愿景就像論壇英文名稱表述的那樣，一切“為了亞洲”（Boao Forum for Asia）。

　　周文重說，論壇創始人從一開始就為論壇定下了基調，到博鰲來，不是為來爭吵，而是要尋求共贏。這一傳統傳承至今，和諧、共贏的精神滲透到理事會、會員大會以及年會的每一環節，在這樣的氛圍中，秘書長和理事會的關系也變得簡單。“理事們對秘書長工作提出的要求和建議是坦率的，都是積極的、富有建設性的，宗旨是亞洲的共贏未來。”周文重說。

　　談及博鰲亞洲論壇成立的初衷，周文重表示，部分是因為痛感缺少一個專注于亞洲的全球論壇，亞洲人在國際經濟事務中的聲音過于弱小。“從這個意義上講，論壇十年的成就是令人欣慰的”。

　　周文重還認為，每年出席年會的亞洲和世界各國領導人和工商界領袖在博鰲發表的思想、觀點，已經成為影響亞洲和世界經濟的重要力量。“可以說，十年博鰲，為亞洲鑄就了一個凝聚共識、發出亞洲聲音的平臺，為亞洲各國領導人、工商界領袖、經濟學家和媒體精英提供了一個對話、交流的平臺，為世界提供了一個了解亞洲的窗口。”

　　但就“把論壇建設成為全球討論亞洲和新興經濟體問題的首選平臺”這一目標，周文重坦言，距離這一目標還有一定的距離。

　　作為政企對話的高層平臺，周文重指出，走過十年的博鰲亞洲論壇，依然還是一個年輕的論壇，在亞洲和全球經濟形勢復雜多變的背景下，論壇如何與時俱進，通過形式和內容創新，為政、企、學界和媒體提供更好的對話和交流環境，是論壇始終面臨的挑戰。

　　對于論壇未來對亞洲的影響，周文重將其主要作用作了簡要概括。一是產生思想。他認為，政策的制定者、企業的經營者、學術界和媒體的意見領袖等在一起進行對話和辯論所產生的思想，既有學術的想象力和前瞻性，又結合了決策者和經營者的實踐經驗，對于亞洲區域合作、經濟發展、企業經營管理，都具有戰略和現實的指導意義；二是催生政策。與會者對話中產生的思想，不僅影響著參會者觀點，而且能化為政府的政策和企業家的經營決策，從而對亞洲和世界經濟產生影響。

　　亞洲的根本性問題

　　在后金融危機時代，如何恢復并保持強勁而穩定的增長，也許是全球經濟面臨的頭等大事。但是就亞洲地區包括中國而言，周文重認為，如何在后金融危機時代實現包容性發展，則是更為緊迫也更帶有根本性的問題。

　　2008年，全球經濟遭受金融危機重創，但是亞洲發展中經濟體卻率先走出了衰退，在保持快速經濟增長方面依然交出了靚麗的答卷。2007年到2010年，全球經濟的平均增長速度為1.8%，而同期亞洲經濟的平均增速達到7.57%，是全球經濟增速的4.4倍。

　　但周文重也提醒，如果具體考察就不難發現，亞洲地區的經濟增長仍然很不平衡，亞洲各經濟體自身的經濟與社會發展仍然很不平衡，甚至由于多年的高速增長，產生了諸多新的不平衡的問題。

　　據預測，亞洲發展中國家和地區2011年能夠保持快速經濟增長，平均增速將達到7.3%，但是增長的不平衡會繼續擴大。GDP增速最高的可達11%，而最低的則只有0.8%，增速差距將近14倍。

　　周文重指出，即便是經濟增長一直保持較高速度的一些亞洲發展中經濟體，金融危機也給它們的經濟與社會發展帶來深刻而長期的負面影響。正如亞洲開發銀行在一份年度報告中所指出，雖然亞洲經濟增長速度依然較快，但是金融危機使得人民生活水平的提升速度大大放緩，并給各國減少貧困人口的努力帶來更多的風險和困難。

　　如何在繼續保持經濟較快增長的基礎上，實現包容性發展，讓全球化、地區經濟一體化所帶來的利益惠及所有國家，讓經濟增長所產生的效益惠及所有人？周文重認為，這是亞洲地區每個經濟體面臨的共同課題，也是亞洲經濟在實現多年高速增長的背景下所面臨的全新挑戰。

　　從亞洲地區的現實來看，發展比經濟增長問題更為突出，包容性發展就顯得尤為緊迫和重要。周文重進一步指出，亞洲地區，包括中國在經歷了30多年的高速增長之后，面臨的最大挑戰，也是多年經濟增長過程中產生的最大不足，就是經濟快速增長所產生的效益和財富，還沒有公平地惠及到社會的所有階層，經濟增長還沒有充分帶動整個社會以及這個社會中的每個個人的全面發展。

　　再以中國為例，包括住房問題、養老問題，以及人們日益關注的醫療、教育等問題都有待進一步解決。環境、能源、就業乃至科學的城鎮化進程等一系列復雜問題，都構成了當代中國進一步發展的尖銳挑戰，而且這些挑戰相互牽連，根本無法單個解決。

　　“這就意味著中國今后的經濟與社會發展將進入一個具有全面包容性的階段，通過轉變發展方式、通過統籌兼顧和全面協調的改革與發展，加以系統地、綜合地解決。”周文重說，“把2011年的年會主題定為‘包容性發展’，也是明確針對亞洲經濟發展的現實挑戰以及地區發展潮流而研究確立。”

　　博鰲的全球角色

　　即將召開的2011年年會是論壇新一屆理事會成立后舉辦的首次年會。

　　2010年4月，論壇理事會在博鰲舉行換屆選舉，九位新理事當選。新一屆理事會在構成上具有更為廣泛的代表性，除中國、日本、韓國、印度、新加坡、馬來西亞等亞洲國家外，法、美、俄等區域外大國亦首次有理事入選。

　　這些理事多為所在國或地區的資深政治家或企業領袖，具有較高的國際聲望和影響力。新任理事長、日本前首相福田康夫將率一批日本經濟界領袖出席，并在年會期間舉行題為《日本增長潛力的再認識》的國別分會。這是繼2010年年會印度內閣部長首次亮相博鰲、印度企業家參會熱情驟增之后，又一亞洲主要經濟體積極參與到年會的討論中。

　　對此，周文重表示，博鰲亞洲論壇是一個開放性的論壇，參會代表中，來自歐美等發達經濟體的代表占三分之一，而理事會是論壇的戰略決策機構，這有利于論壇的未來發展和全球影響力的進一步提升。

　　針對“論壇趨于半官方化”的質疑，周文重指出，論壇的創始人均為亞洲資深政治家、原政府領導人，隨著論壇的發展，越來越多的區內區外國家和政府領導人更加重視論壇，但這沒有，也不會改變論壇的非政府性質。論壇從本質上是一個對話和溝通的平臺。事實上，從論壇歷年參會代表的比例看，政府官員只有不到五分之一，企業界代表則占到代表總數的一半以上，是論壇的參與主體。

　　周文重還強調，博鰲亞洲論壇不是一個中國的論壇，而是由包括中國在內的28個國家共同發起的國際性組織。隨著亞洲經濟實力的上升和亞洲國家相互合作意愿的加強，代表著亞洲聲音的博鰲亞洲論壇也必將吸引全球越來越多的關注。

　　立足亞洲、面向世界，這是基于論壇的亞洲和新興經濟體定位提出的愿景，也是基于年會參會代表的構成確立的關注點。每年出席年會的代表中，亞洲、歐美和中國的代表比例大體相當。

　　近年來，來自巴西、印度等新興經濟體國家的代表數量有上升之勢。周文重表示，年會舉凡關于亞洲和全球經濟的話題，都不可避免地涉及到新興經濟體。2011年年會延續了這一趨勢，無論從議題的設置、討論的內容、嘉賓的構成上，亞洲和新興經濟體特色都將進一步突出。

　　“這并不意味著對歐美發達經濟體的排斥。事實上，由于亞洲和中國市場日益凸顯的重要性，歐美跨國公司領導人出席年會的熱情很高。就歐美參會嘉賓的規格和影響力而言，博鰲亞洲論壇是許多國際論壇無法企及的。作為一個開放性的全球論壇，博鰲亞洲論壇愿意為所有關心亞洲的人士提供參與的平臺。”周文重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