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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獲得“全國百佳新聞工作者”稱號，《青年記者》的編輯們便盯著讓寫個人事跡。他們的工作可謂主動，但我卻真是沒什么好寫的。獲得榮譽，并非個人了得----單位推薦，是前提條件；報紙影響，是決定因素。可我又不是一個善于拒絕別人的人，于是便有了下面的文字。
國慶放假期間，回母校山東大學參加了紀念歷史系八0級畢業二十周年同學聚會，這次聚會，除來了七八十位同學之外，還有二三十位老師出席，這些老師都是真正的專家學者，個頂個地德高望重，其中還有一些是學校的領導，像原校黨委書記陳之安、原副校長喬幼梅，以及現任校黨委副書記尹薇等。
出乎我意料的是，聚會竟成了對《齊魯晚報》的表揚會。老師們講話動輒提到《齊魯晚報》，都自稱長期訂閱晚報，都自稱是晚報的忠實讀者，都自稱對晚報的情況非常熟悉，有兩位八十多歲的老師，拉著我的手長時間不肯松開，對晚報大加褒揚，這情景著實讓眾多的同學、尤其那些早已身居廳局要職的同學為之羨慕、甚至嫉妒。然而，同學們卻很難知道我此時此刻的真切感受——若說沒有絲毫的得意之情，恐怕也不真實，但更多的還是兩個字：惶恐。
并非是我故作謙虛狀。其實，對《齊魯晚報》的贊譽，在飯桌上、會場上我經常能聽到，既有普通市民，也有高級領導，只是沒有像這次這么集中，而且是集中地出自自己的老師們。但每一次我的感受卻大致相同，感到每一句贊譽都像是往我肩膀上加了一個重重的砝碼，直壓得我雙腿打顫，脊梁溝里冒出冷氣。
的確，這些年《齊魯晚報》取得了很大成績，不僅成為全國知名品牌，而且躋身世界報業百強；每年舉辦社會公益活動四五十個，每年上繳利稅一兩億元；既是全國精神文明示范單位，也是山東省“青年文明號”標兵單位。諸如此類，說來話長。報紙做大了，報人也沾光，這些年，從總編輯到一般編輯記者，都獲得了不少這樣那樣的獎勵或榮譽，在社會上，說到報紙也好，說到個人也好，大有“天下誰人不識君”之態勢。
但是同時，我們確實還有許多不足之處。比如我們的報紙質量有時還不夠穩定，我們的體制還沒有完全理順，我們的隊伍素質離主流大報的要求還有一定距離，我們的綜合實力與世界大報相比還有較大的懸殊，我們有時還會犯一些低級的錯誤，我們偶爾還會暴露出自己的淺薄，等等。這些問題，別人也許看不到，也許看到了卻不予計較，但我們自己心中是有數的，而且越是聽到別人的贊譽，越是會想到這些問題，敢不誠惶誠恐之至也。
實際上，道理也很簡單，有這么多人贊譽《齊魯晚報》，說明有這么多人在關注晚報，他們在讀晚報，也在讀晚報的編輯記者，也在讀晚報的總編輯。我們就像是舞臺上的演員，一舉一動都在讀者眼中，因此我們有足夠的理由謹慎，有足夠的理由自重，有足夠的理由努力。因為稍有不慎，露出我們的瑕疵來，個人丟人是小，影響了報紙的形象，罪莫大焉！這又像一個人，當你沒身份、沒地位的時候，說話、行事稍微隨意一些，或許沒人怪罪，而一旦有了身份、地位，言談舉止再不注意，就可能為人們所不容。當然，再慎重也可能“一人難稱百人心”，但我們絕不能沒有這個意識。
世界上任何人或多或少都會有些虛榮心，報人的虛榮心則是自己的報紙被讀者叫好，而且叫好聲多多益善。但是，偏偏做報紙工作又有自己的特殊性，正如一位著名的前輩所說：“報紙只有一天的成功，卻永遠沒有成功的一天。”這就注定我們要做長期的努力，要承受長期的壓力。而且我們明顯感到，報紙做得越好，壓力也就越大，這不僅因為我們背負著太多的關注，太多的信任，太多的希冀——比如，在有的報紙上出個大錯，可能無人在意，而在《齊魯晚報》上錯個標點符號，讀者都可能打爆電話；同時更是因為我們自身的提高——這是在相當高度上的再提高，也越來越困難。這正如企業界所流行的那句名言所言：“創業難，守業更難，守業當中再創業尤其難。”具體到《齊魯晚報》，辦到今天這個地步，必須要保持一個“三高”的狀態，即以高素質的采編隊伍，生產高質量的報紙，滿足讀者高品位的需求。這其中，隊伍建設是關鍵之關鍵。以自己之淺薄，是難以保證報紙之厚重的；以自己之低素質，是難以滿足讀者之高品位的。而隊伍的建設又受教育、考核、管理體制、社會風氣等多種因素制約，絕非易事；尤其是整體上提高——防止“木桶效應”，即最矮的一截，可能給讀者留下最深的印象——更是一個重大課題，在沒有完成這個課題之前，對外界任何的贊譽，我們又豈敢當真。
在成為《齊魯晚報》總編輯三周年之際，我曾提筆寫下感懷：“莫道總編容易當，白發雜生遍體傷；臨深淵處氣自短，履薄冰時心亦涼；鐵肩有力擔道義，妙筆無緣著華章；回首三年如一日，恐慌恐慌恐而慌。”寫后感覺不妥，因為恐慌也罷，惶恐也罷，都是自己的選擇，怪不得別人，何必抱怨。而且，報人的人生價值就體現在每一天的報紙上，體現在每一天辦報的忙碌中，苦中亦有樂也。但詩中所流露出的緊張心情，也的確是真實寫照。不過，說是這樣說，干還照樣干。所謂“井無壓力不出油，人無壓力輕飄飄”。作為《齊魯晚報》人，我們最忌諱的就是這個“輕飄飄”啊。
郝克遠，男，中共黨員。大眾報業集團編委，《齊魯晚報》與《生活日報》總編輯。
1994年1月被招聘至大眾日報社《齊魯晚報》，先后任記者、政法部主任、周刊中心主編等職；2000年12月任《齊魯晚報》總編輯；2003年12月任大眾報業集團編委兼《齊魯晚報》、《生活日報》兩報總編輯。兼任山東大學新聞學院教授及全國晚報協會副會長等職。
2001年被評為山東省十大優秀青年知識分子標兵，獎記二等功；2004年獲山東省“泰山新聞獎”提名獎，獎記二等功。先后獲各類新聞獎65個，其中《今天，人們沒有忘記》分獲全國晚報消息大賽特等獎、山東省新聞獎一等獎、全國省級晚報好新聞一等獎；《濟南“交警現象”啟示錄》、《關于火車何時開進市場的思考》、《大白菜扒幫系列報道》，皆獲全國晚報好新聞特等獎。
編著《價格改革紀實》一書，獲山東省社會科學優秀成果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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