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給《聊城日報》的總編高文舉畫一幅漫畫肖像，我想，一定要用粗黑的碳筆。簡潔有力的線條勾勒出長方形的面部輪廓，偏分的黑發，接下來只消畫上兩個大大的粗黑的正方形眼鏡框就可以了。
這就是我與高文舉總編幾次簡短謀面之后對他的印象：沉穩、豪爽，還有一種不動聲色的敏銳。仲秋的午后，風塵仆仆的我和為了趕回接受采訪而同樣風塵仆仆的高文舉總編輯在他寬敞的辦公室進行了一次愉快的談話。這時，他剛剛獲得第六屆“全國百佳新聞工作者”稱號。
一
高文舉經常出差，不僅自己喜歡多出去走走看看，也督促報社人員有機會要多走出去，看看外面精彩的世界。聊城是經濟基礎較差，社會發展相對落后的地區，讀者和社會對報紙的要求并不高，但高文舉認為越是這樣越不能放松進取的心弦。在一個競爭激烈的環境中，一份報紙為了生存總是身不由己地被推著往前走，而在一個相對平穩的小環境中，就很容易在安逸中失去競爭的雄心和能力。或許這就是報紙的“生于憂患，死于安樂”吧。
這種憂患意識有時讓高文舉這個看上去非常憨厚的魯西漢子變得十分精明。按照聊城日報社的實際發展狀況，高文舉制定了穩定日報、培養晚報、迅速發展“三產”的發展規劃。為了搞好“三產”，他到不少報社參觀學習，別人去學習都是去取經，他卻專門請人家談失敗的教訓，琢磨人家的短處。經過廣泛的調查，他總結出，目前報業投資搞“三產”之所以成功率較低，主要是因為在投資前對市場分析不夠，對管理人員駕馭市場的能力判斷有誤，對報社在“三產”中的定位不準。為了避免這些失誤，他沒有采取現在很多報社自己掏錢自己辦企業的方法，而是與社會上有經營頭腦和經驗的人士聯合起來，共同入股經營。報社利用自己形象好、信用好的特點進行融資，絕不搞大資金投入。現在，聊城日報社控股的溫泉酒店每年可以為報社提供100萬元的利潤，參股的金羊商貿股份有限公司頗具規模，參股的魯西骨科醫院正在試營業，前景可觀，三產總資產值超過了一個億。
二
“改革一定要有遠見卓識，一個單位，一個企業，如果一旦等到山窮水盡的時候才想起改革的話，那么，這個單位，這個企業決不會長盛不衰。”這是高文舉對報社改革創新充滿銳氣的理解。正是在這種思想的指導下，聊城日報社成為全省新聞界改革的典型。1989年，高文舉便在聊城日報社引入市場競爭機制，組織實施了以人事、分配、職稱制度改革為核心的全面配套改革，將報社納入了規范化、制度化管理的軌道，開創了市地報改革的先河。也是從1989年開始，報社招錄工作人員實行公開招考制，到1997年，通過6次招考錄用了研究生、本科生20余人，培養了一支素質較高的采編隊伍。1997年，他組織實施的以完善全員聘用合同制、崗位效益工資制和內部職稱評聘制為主要內容的三項制度改革引起山東省委和省委宣傳部領導的重視，并在全省新聞單位綜合改革研討會上介紹經驗。1999年，他率先在全省報業推行了“活化考核”機制（即提取員工原個人檔案工資中的40%作為統籌獎勵基金進行再分配的獎優罰劣機制），被國內數十家地市新聞單位學習采納。
對于改革，高文舉還有一個很獨特的理解：“改革就是削弱一把手的權力。”在他看來，在一個成熟的規范的管理機制中，一把手的職責主要應該是制定好“游戲規則”，然后根據執行情況修訂游戲規則，驅逐不按游戲規則辦事的人，而不應事必躬親，握權不放。去年，《聊城晚報》創辦，高文舉從報社抽調了六七名業務骨干，給他們配置了30多部電腦，便放手不管了。用人權放開，發稿權放開，經費使用放開，他成了名副其實的“名譽主編”；報社搞“三產”，他只參與資源分配，從不插手經營，因為他覺得什么都管，又不是行家，事情肯定搞不好；現在，《聊城日報》實行版面主編負責制，權責明確，極大地壓縮了采編環節，提高了采編人員的責任感。難怪聊城日報的一些同志感嘆：“高總的心胸真大。”，“跟著他干絕對鍛煉人。”
三
不少報社老總都是記者出身，都寫過很多有影響的報道，但當了老總后，繁雜的事務性工作往往使他們無暇顧及新聞創作。高文舉也有這樣的遺憾，但他對此很豁然，既然報社實行主編負責制，搞好經營就是職責所在，分散業務精力也在所難免。在22年的新聞工作中，重大典型的宣傳報道貫穿了他的新聞實踐，他曾先后參與宣傳策劃推出了張海迪、孔繁森這兩個在全國都有重大影響的典型。后來沒有時間寫長篇通訊了，就寫言論，即使在事務繁忙的時候，他也盡量抽出時間寫點東西，像《依法制？》、《民無信不立》、《說發現》等都獲得過山東省新聞獎一等獎，《依法制？》還獲得了2002年度中國新聞獎三等獎。
“寫的不多，但求出點精品。”高文舉這樣評價自己的創作。其實他堅持為自己的報紙寫東西也是有一點“私心”的：“一是報社不斷有新人進來，作為老總，要用作品塑立形象；二是這是促使自己學習的好方法；第三，這也是一種新聞實踐，自己寫東西，是一個對思維整理的過程，是一種理性的沉淀，有創作才有發言權。”
“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從1988年通過競爭上崗擔任《聊城日報》黨組書記、總編輯，高文舉已經陪伴《聊城日報》走過了16個年頭。16年來，他有過多次離開報社升遷的機會，可他始終不能割舍鐘愛的新聞事業。16年，一個呱呱墜地的嬰兒能長成健碩的少年，一棵破土的幼苗會長成參天的大樹。這16年，聊城日報社資產由原來的不足10萬元發展到現今的6000多萬元，報紙由發行不足8000份的周二小報發展為6萬余份的對開8版大報；這16年，《聊城日報》深深地走進高文舉的生活，成為他生命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作家李貫通先生在為高文舉的散文集《獨步人語》所寫的序言中，這樣形容高文舉：“宛如一只不知疲倦的野鶴，十分‘華麗地’、十分‘鋪張地’飛行著。”愿魯西平原上的這只“野鶴”能帶領《聊城日報》飛向更華美的明天。
高文舉，中共黨員，法學碩士。1988年起任聊城日報社黨組書記、總編輯，中國地市報研究會理事、山東省地市報研究會副會長、山東省報紙理論研究會副會長、中國散文學會會員、省作協會員、聊城大學兼職教授。曾獲得全國報業先進經營管理工作者、山東省報業先進經營管理工作者、山東省優秀新聞工作者、山東省優秀宣傳工作者、山東省優秀青年思想政治工作者、首屆山東省十大杰出青年編輯記者、山東省“泰山新聞獎”提名獎等榮譽稱號，連續4年被聊城地委、行署記大功獎勵。2001年，山東省委宣傳部、省人事廳記二等功一次。采寫及編發的作品獲中國新聞獎、中國地市報新聞獎、山東省新聞獎、山東省精品工程等40多件（次）。《聊城日報》因成績突出，先后獲得山東省青年文明號、市級文明單位、全省報業物業管理先進單位等榮譽稱號。2004年，獲得“全國百佳新聞工作者”稱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