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沿海地區生活成本上漲、內陸省份用工需求增加，以及新一代農民工不愿離鄉背井太遠等多重因素影響，今年春節后各地“民工荒”問題再次凸顯。對此，有關專家在接受《經濟參考報》記者采訪時表示，中國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已進入尾聲，“劉易斯拐點”已經到來，這將對工資、物價、消費以及經濟結構、宏觀政策帶來深刻影響。

　　專家表示，受困于目前嚴格的戶籍制度、高昂的城市生活成本，以及農民工在社保、醫療、子女就學等方面待遇問題的考慮，相關企業僅僅靠“加工資”很難挽留農民工繼續受聘。建議未來一方面升級改造低端產業，讓機器、技術和資本密集來替代勞動密集，另一方面城市要出臺政策，讓農民工和市民享受平等的公共服務，吸引農民進入城市就業。

　　現實

　　用工缺口節后凸顯

　　中國紡織協會有關珠三角總體人力資源的報告指出，今年區內將缺工超過200萬人。湖北省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廳日前統計，目前全省有2.12萬家企業急需用工56萬人，企業缺工主要表現為行業性缺工、結構性缺工和季節性缺工等特征。

　　中國社科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研究員張翼告訴《經濟參考報》記者，歐美經濟逐漸復蘇，對中國制造業產品的需求有所增大，企業的訂單增加了，招工量也有可能擴大，所以今年春季的招工難問題可能比往年更加嚴重。

　　另據統計，現在的農民工后備力量每年比此前高峰時減少了600多萬人，三年差不多少了2000萬人。

　　對此，賽迪顧問副總裁秦海林博士在接受《經濟參考報》記者采訪時表示，表面上看“民工荒”出現是由于受經濟增長影響，勞動力需求加大，供求出現短期失衡。但探究深層原因，則是中國的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達到尾聲“劉易斯拐點”已經到來。

　　所謂劉易斯拐點，是指在二元經濟結構中，在農業剩余勞動力消失之前，社會可以源源不斷地供給工業化所需要的勞動力，同時實際工資不會上漲。直到工業化將剩余勞動力吸納干凈，此時若要繼續吸納勞動力，必須提高工資水平，否則農業勞動力就不會進入工業。這個臨界點就叫“劉易斯拐點”。

　　其實，早在2006年，我國許多地方就逐漸出現了“民工荒”問題，2008年受到國際金融危機的影響，這一現象暫時消失；但伴隨經濟的復蘇，勞動力需求加大，自2009年下半年開始，“民工短缺”現象再次進入眼簾，據國家統計局發布的《2009年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顯示，2009年度，東部地區務工的外出農民工人數下降8.9%。特別是珠三角地區，2009年該地區務工的外出農民工較2008年減少22.5%。

　　“從以上數據可以清晰地看出，隨著整個國家工業化進程，"劉易斯拐點"已經向我們走來。”秦海林說。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農村部部長韓俊在中國發展高層論壇2010年會上則表示，“招工難將會常態化，農村不再是剩余勞動力無限供給的蓄水池”。中國社科院人口所的蔡昉教授認為，“如果說"劉易斯轉折點"并沒有一個清晰的時點的話，我們也可以說中國經濟已經進入"劉易斯轉折"區間”。

　　對策

　　結構性“漲薪潮”漸起

　　為了應對“用工荒”帶來的陣痛，很多企業打出“親情牌”、“待遇牌”等多種手段來挽留工人。比如包機或包大巴直接送工人回家，春節前大派“紅包”，建造農民工公寓，許諾改善福利待遇等，絞盡腦汁為企業未來的正常運營做準備。

　　兔年春節過后，一些農民工聚集的省市還紛紛借力“漲薪”來搶聘足夠的勞動力。廣州臺商協會會長程豐原稱，臺資企業今年開出的薪酬水平，會普遍比去年同期高出18%或以上。長三角地區職介所的一位負責人則說，今年企業提供的月薪普遍同比增長20%。山東省方面，濱州市區一間餐館，給服務員開出的工資及津貼加起來，達每月2500元。東莞有些企業甚至利用與一個月薪金相近的“回廠開工獎”，吸引民工春節后返回繼續受聘。

　　對此，專家分析指出，“劉易斯拐點”出現的一個必然后果就是導致勞動力成本的上漲。其實，自去年年中以來，已有江蘇、浙江、廣東、福建、上海、天津、北京、山西、山東、湖北、寧夏、吉林和陜西等十多個省、自治區、市上調了最低工資標準，調整幅度都在10%以上，一些地方漲幅超過20%。在此拉動之下，去年農村居民收入增長出現大幅度提升。根據國家統計局日前發布的數據，2010年是自1985年以來，農民收入增長最快的一年，農民工資性收入高達17.9%。

　　不過，長期以來，我國職工平均工資的增幅遠遠低于G D P的增幅。著名經濟學家、耶魯大學金融學終身教授陳志武曾撰文剖析，從1993年到2007年，中國人的勞動報酬占G D P比重，從49.49%下降到39.74%，即“勞動者收入占總體國民收入的比重越來越低”，因此，此輪工資上漲的結構性特征明顯。

　　“隨著"劉易斯拐點"的出現，中國的勞動力現在已經不再像前幾年那樣無限供給，廉價的中國勞動力不再"廉價"。”秦海林認為，在中國工業化過程中，城市人工成本上升，必然對應著農業人工機會成本的水漲船高。也就是說，必須提高工資才能保持勞動力供給得到滿足。這在近幾年反復出現在沿海、乃至中東部地區的企業“招工難”“用工荒”現象中已有所反映。

　　趨勢

　　城鄉勞動力漸同步短缺

　　張翼認為，我國整體的人口結構已經發生變化，出現了幾大趨勢：一是越是年輕的農民工的供給越少；二是隨著高中階段招生量的擴大，初中和小學階段的農民工基本沒有了，對于以文化程度較低的農民工為主的勞動密集型企業來說，招工變得越來越難；三是中西部地區承接產業轉移的力度越來越大，很多勞動密集型企業由沿海轉移到了中西部地區，勞動力就近就地轉移的趨勢越來越明顯，因此沿海地區的招工難比內地表現得更加嚴峻。

　　秦海林認為，未來勞動力緊張的趨勢會一直延續，因為目前嚴格的戶籍制度、高昂的城市生活成本，以及農民工在社保、醫療、子女就學等方面面臨的種種困境，導致現在越來越多的農民工選擇離開城市，回歸家鄉，或是到離家相對較近的本省的小城市就業，現在許多中小城市的發展也在日新月異的進行之中。因此，未來農村勞動力可供挖掘的潛力是在逐步減小的，人口紅利在逐漸隱退，預計今后勞動市場用工缺口會更大。“用工難”在“十二五”期間甚至可能演變為亟須我國政府解決的一項長期性和整體性的問題。

　　那么應如何解決可能長期存在的用工難問題，張翼建議，一方面要進行低端產業的升級改造，讓機器、技術和資本密集來替代勞動密集，另一方面城市要出臺政策，讓農民工和市民享受平等的公共服務，吸引農民進入城市就業。

　　此外，在農民工不斷涌入城市的同時，農業勞動力短缺的問題也逐步顯現。中國農業大學農民問題研究所所長朱啟臻去年對農村進行的調查發現，農業勞動力短缺的現象非常嚴重。他認為，要解決農業勞動力短缺問題，一是要促進勞動力的城鄉雙向流動；二是在農村有條件的地方實現機械化；三是促進合作社和現代農業的發展；四是完善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轉變農業的生產方式。

　　“城市和工業勞動力的短缺問題和農業是聯系在一起的，如果農業能夠節約出勞動力，農村勞動力仍然有一定的可挖掘空間。”朱啟臻告訴《經濟參考報》記者。